原标题:又摊事儿!脸书再曝私隐风波,涉秘密收集Android用户通话资料

[环球网综合报道]社交网站脸书(facebook)的5000万用户个人资料外泄风波没完没了,在创办人扎克伯格周日于9份英美大报登报向用户道歉的同一天,公司又被揭发涉自2015年起收集Android手机的脸书用户通话及短讯记录,包括通话对象及时间等资料,陷入新一波公关灾难。

数据分析公司“剑桥分析”早前被揭违规收集脸书用户数据,影响美国总统选举,脸书被批评保障用户不力。香港《晴报》3月27日报道称,网站“Ars Technica”报道,有多名Android手机用户表示,当翻查脸书向他们收集的资料时,发现当中包括2015年以来的通话纪录,连联络人名称、电话号码、通话时间及短讯都记录在内。

脸书其后回应及解释,数据是用于脸书Messenger联络人排序,目的改善推荐显示脸书朋友的方法,也令用户更易找到想联络的人。该功能在2015年在脸书Messenger首度引进,然后加进脸书Lite之中。

脸书又强调,收集用家通话及短讯资料等功能,其实可以关闭,当收集资料之前也会征求Android用家同意,及将之安全地储存到保安严密的服务器,强调绝不会将资料对外出售或分享予第三方程序。

仅4成美国民众信任脸书

脸书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扎克伯格在9份英美报章刊登全版广告声明,再就泄漏5000万名用户资料予数据公司“剑桥分析”道歉。扎克伯格说,公司有责任保护用户个人信息,“若做不到,就不配提供服务”。他指公司明显违背用户的信任,对未能阻止事件感到抱歉,承诺会改善,包括禁止让第三方程序获取过量信息。

汤森路透联同易普索进行民调,显示只有41%美国人信任脸书会遵守美国的私隐法例。德国《星期日图片报》的民调指,60%受访者担心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对民主造成负面影响。

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

2018年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九,李文月的生日。但今年收到任何祝福都会让这个24岁的姑娘心情复杂。

她的双胞胎哥哥李文星比她早出生10分钟。2017年7月14日,哥哥的遗体被天津静海城关派出所民警发现于西五里村国道G104西侧一黑水坑内,四周空旷且陡,旁边有废弃垃圾。

2017年5月15日,李文星通过“BOSS直聘”APP投简历给冒用“北京科蓝”名义的传销组织,最终殒命。家人想知道他在传销组织的50多天里经历了什么,怎么会让他丢了性命。

2018年2月2日,李文星案被移交检察院,目前李文星被列为非法拘禁受害人,代理律师王殿学则倾向于申请将其列为非法传销组织被害人。此外,李文星的父母起诉了“BOSS直聘”运营方北京华品博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,3月26日,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本案。

诉状显示,李文星父母请求法院判令BOSS直聘赔偿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、被抚养人生活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、财产损失费等共计230余万元。原告方需缴纳诉讼费12645元。

李文月想,这个官司“哪怕是最后花了一万,只赔了一分,给我哥一个明确的交代,也值。”

受理案件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受理案件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

新坟与心伤

正月初二,李文月由表姐、表弟等人陪着送了水果和饺子去哥哥坟上,还放了鞭炮。

一起去的弟弟回去之后,家里的老奶奶就晕过去了,掐人中才醒过来。奶奶就说是“撞上了”。(注:方言,就是被灵魂附上了的意思。)文月看不惯用迷信的事情解释一切,“我姐的孩子发烧也说是我哥的事。我发烧了,我姐让我也找人看看,我睡个觉第二天就没事了。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年过得真萧条。”

她没让父母跟着去上坟。她不想让父母反复感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。有次她带着人上坟,发现父亲偷偷哭着跟上来,她发现后拉着父亲就走。

痛楚却无处不在。每逢过年,他们家会把家谱贴墙上纪念祖先和故人。父母尚健在,李文星的名字就不能上家谱,只能单立个牌位摆在家谱旁边。然而这会提醒父母,他们彻底失去了儿子。

这个年,父亲李东平多数时间躲在屋子里睡觉,“我也不出去。人家拜年去,我没去。腿发软。”他原来会坚持晨走,“一走就八里地外。”他醒着的时候,就一直看手机,搜索新的信息,眼看关于孩子的新闻发酵、冷却、再无更新。“我孩子咋死的呢?还有人在管吗?”他遇到来人就会问一句,眼睛眨了又眨。

母亲明瑞菊把按摩颈椎的仪器套在脖子上,感受一波波震动。骨关节的痛感先于寒冬到来,一直持续到第二年。她不用去上坟,只要往那个方向走,就会不自觉地流泪。她清晰记得,李文星去年回家是腊月二十九(2017年1月26日),待到了正月初六(2017年2月1日)。

李文月乐观一些,她觉得父母比去年情绪好多了,哥哥刚出事那会儿,父亲老催着她去找人,总有孩子还活着的念头。李文月但凡犯难,父亲就跟上句“家里就你了,也不想办法,”或者更直接地说“滚出去”。她因此经常会在亲戚朋友家住几天再回家。

去年有几次文月半夜醒过来,发现父亲提着斧头站在她床边,还一直念叨有人来寻仇,最后发现是父亲自己疑神疑鬼。拿他没办法,文月只能眼看他枕着斧头睡觉。

文月放弃了在天津的工作,领着孩子回了老家,在镇上找了份计件临时工,年后就去报到,“这份工作离家近,好请假” 。在北京打工的丈夫希望李文月跟他一起,李文月不答应。渐渐地,丈夫不怎么跟她联系了。文月找到他,他才勉为其难地说出,“你家经济压力大”,“你不过自己的生活了吗?你只管你哥?”

案情不明朗,李家笼罩在一种难以挣脱的压抑中。

疯狂求职

毕业生李文星 中国青年网 图毕业生李文星 中国青年网 图

2016年6月,从“985”院校毕业后,李文星回老家德州陪了陪父母。父母在,不远行。他决定放弃资源勘查的对口工作,因为他怕老出远门,照顾不到父母。在堂哥的建议下,他在北京报了个为期四月的IT培训班学习Java,想日后找份相关的工作,还可以留在离父母不远的北京,父母为他支付了1.6万元学费。

2017年1月5日,培训班结业后,李文星与北京十环信息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,担任开发部门的工程师。他说只要有人带他,不出半年他的收入就会更上层楼。然而,初涉职场的经历却没有想象中美好。

据妹妹李文月回忆,哥哥李文星在公司做得并不顺心。活虽简单,早上六七点出门,挤两小时的地铁才能到单位,晚上下班11点才能到家。公司的组长并不重视内向的他,他求教于人的想法就此落空。2017年3月2日,他因个人原因离职。

整个四月,李文星的生活如停摆一般,靠头两个月赚的6000多元,他在北京勉强支撑着。

自辞职后,李文星一直在找工作,但面试了10余家公司均未被录用,他不免有些灰心。此前BOSS直聘官网显示,他曾沟通过的职位有145个,投递简历15封。他的手头日渐拮据,但他也没有跟家里人说,他甚至想过再度转行。

2017年5月15日,李文星在招聘平台上发送简历。从早上的9点21分到下午3点29分,6个小时的时间李文星一共向20位“BOSS”发送了消息,唯一收到的回复来自“北京科蓝”人事部的薛婷婷。事后,经警方查明,2017年5月中旬“蝶贝蕾”传销人员曾在BOSS直聘软件上假借上市公司“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”之名,对李文星进行电话面试并“录用”。

5月19日,在北京天通苑20平米的出租屋里,李文星收到了传销组织冒用“北京科蓝”名义发送的聘用通知函。这份所谓的Java开发工作每月基本工资5000元,试用期一个月,包住宿、交通,还有每天25元的餐补,转正后有五险一金。

他之前跟同学打听过“北京科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”的信息,评价是“虽然累点,但待遇不错”。当时他心里既高兴又忐忑。他并不想去天津,而且对方人力问他是否有贷款、是否毕业、是否单身,让他担心有传销之嫌。然而,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找到工作,卡里余额不多,他无暇怀疑这家“5000元月薪包吃住的大公司”了,而是急需一份“能够养活自己”的工作。

当晚,他兴奋地跟母亲视频通话,说找到了新工作,公司派他去天津,短则两个月,长则半年,最终还是会回到北京,走技术路线,收入十几万起步,三年做到高级工程师。这种自信,母亲明瑞菊觉得似曾相识,就跟他当年说有十足把握赶上县城里上学的孩子。

同一时间,李文星将要去天津的消息告诉给自己高中同学丁页城。丁页城得知,电话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了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,“他能够在技术上让文星比较信服。”

大学同学、同租的室友陈栋叮嘱他多加小心,随时联系,发送定位,李文星只说了一句:“一个月还回来呢,那边实在不行就回家一趟。”

入职迷途

2017年5月20日早上8点,李文星身上带着几百元钱,电脑和几件衣服出发了。他购买了一张10点27分从北京南站出发的城际列车票,11点22分,他抵达塘沽,目的地是聘用通知函上显示的滨海新区软件园。但当天下午14点41分,他发给陈栋的定位显示在天津静海的家世界商业广场上,与他本打算报到的地方相差约70公里。他跟陈栋发微信说,面试那个人不熟悉塘沽,要他再坐回去,员工宿舍不知道几人间。

据警方调查,当天到了静海之后,李文星就被骗至上三里村一传销窝点,由艾某某管理。

5月21号上午11点左右,李文星告诉陈栋,自己要去那家公司看看。但当天晚上8点突然又说自己离开天津前往石家庄了,给出的理由是“天津这边公司待遇不是之前所说的5000包吃住,在石家庄那边有一个同学的亲戚,是公司的管理层,可以推荐他入职。”

此后几天里,陈栋和李文星保持着断断续续地联系,后者回复他的语气总是冷冷淡淡。陈栋曾经起过疑心,但通过电话听到李文星的声音后他打消了顾虑。

陈栋回忆,李文星平时省吃俭用,自尊心强,即使有困难也很少跟身边的朋友说。

一直到5月25日,从不主动找人借钱的李文星突然向陈栋借钱。“我知道他的(生活)状况,就没有起疑心。”

李文星的建设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,2017年5月26日,有人通过该卡从静海的ATM机上取款2900元。同一天,李文星将这笔钱交给了这个名为“蝶贝蕾”的传销组织,购买了一套根本不存在的化妆品,他的身份也随之从“帅哥”晋升为“老板”。

6月8日,李文星再次发来借钱信息,并说了一件只有他和陈栋知道的事情。陈栋正准备打钱过去,他突然说了一句:“你去海南的时候借了我1000块钱。”陈栋立马觉得“不太对劲。”他查翻了自己的微信和转账记录,并没有找李文星借过钱。“你确定吗?”陈栋问了一句,“那我记错了。”依然是李文星平淡的回复。

“你在哪儿呢?”陈栋追问,对方一直没有回复。他打电话给另外两个同学,让他们联系李文星,觉得“没有什么异常”,就没有放在心上。

同一天,丁页城也收到了李文星的借钱信息,“花呗换(还)不起了先借我500元。”想到李文星身上缺钱,他直接把500元钱转给了他。

李文星家属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,李文星5月份共49通电话,其中20日至月底23次。而6月份,这个数字削减为6次,其中两次是4日通话,4次为16日通话,多是亲友。他的手机号码6月4日充值一次,6月23日被挂失。李文星的行李箱、笔记本、电脑不见踪影,支付宝账号被注销,微信被解绑,卡、建设银行卡被改了密码。

事实上,李文星早已没了人身自由,警方调查发现,他连上厕所都有人看守,手机也被传销组织寝室长艾某某指示人控制了。

6月中旬,他又被转移到静海镇运河堤附近田某某管理的传销寝室。

他前后换过两次手机号码。2017年7月8日,李文星给母亲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说:“谁打电话要钱你们都别给”。

2017年8月5日,天津,在距发现李文星遗体500米处的一个露天传销窝点,写有“蝶贝蕾”字样的笔记散落在地上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7年8月5日,天津,在距发现李文星遗体500米处的一个露天传销窝点,写有“蝶贝蕾”字样的笔记散落在地上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
追踪凶嫌

去年7月15日,知道李文星出事后,母亲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李文月。

她一直以为哥哥就在塘沽,就说坐地铁过去找,到派出所一问,发现人在静海。她当时就懵了。

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,“男性尸体,尸长164厘米。发育正常,营养一般。黑色长发,顶部发长10厘米。尸体高度腐败,呈巨人观状。”被发现时,他背朝上漂浮在104国道旁的水坑里,口袋里有一个钱包,钱包里有身份证、现金111元、银行卡两张、公交卡一张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媒体涌向李文星老家的村庄。

因为媒体报道提及家庭住址,李氏夫妇担心传销人员寻仇,又觉家里不安全,就全部装上了监控。到9月,文月收到消息说抓到嫌疑人,她就跑去了天津。“我妈怕我出事,带的有刀,我姨夫车上放了根铁棍子。回来我才知道,其实啥事儿也没有,自己吓自己。”

后来警方又追加侦查。静海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2017年10月19日邮寄给李家一份《关于李文星死亡警情的调查情况》,其中提到——为逃避警方打击,艾某某准备将传销组织团伙转移至河北沧州,并开始遣散部分传销人员。7月12日晚,艾某某安排翟某某将李文星送往天津南站乘车返乡。翟某某在静海镇杨李院村李某某管理的寝室处将李文星接走,二人步行至静海镇陆家院村河堤处租乘了张某某驾驶的出租车。途中司机将车停在事发水坑附近,在旁边的砂锅车上吃东西,下车吃了块西瓜却发现车上的李文星不见了。

李文月联系上了一个“蝶贝蕾”里被解救出来的男孩,他最后一次见李文星是在2017年7月10日前后,他告诉李文月,他和李文星都长了疥疮,他的小腿跟是烂的,又痒又痛,李文星则更严重,脚肿得鞋子都穿不进,走路一瘸一拐。这样的话,李文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自行逃走。

此外,寝室里的打手还会把人拉到隐蔽的地方打一顿,然后按住脸往人鼻子里灌水。这让李文月怀疑起了哥哥的死因,甚至怀疑水坑不是第一现场。

“尸检报告里唯一体现溺亡的是肺气肿。现在不可能二次尸检了,头次尸检也没有检小肠和硅藻之类。”李文月有些懊悔。

发现李文星尸体的水塘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发现李文星尸体的水塘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
2017年12月,警方通知家属说抓到了涉及李文星案的嫌疑人四名。2018年年初,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向检察院移送案件,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拘禁。

李家在状告BOSS直聘的起诉书中写道,“非法传销组织竟然摇身一变成为规模上千人的上市公司,被告的审查失职直接导致李文星对传销组织的合法性信以为真,并最终酿成惨剧……”

民事起诉状 受访者供图民事起诉状 受访者供图
民事起诉状 受访者供图民事起诉状 受访者供图

李文星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,母亲提醒过李文星不要轻信他人,还主动说起了2004年娘家的侄子误入传销,被关了四五天所幸逃出来了。当时是被同一个村子的朋友带进去的,所以完全信任对方所说的“活不累,收入高,身边还有人知根知底”。

李文星对母亲说,“我对传销多少了解,我又不傻。”

正在展示工厂样品的橱窗。摄影:王付娇正在展示工厂样品的橱窗。摄影:王付娇

来源:

王付娇 陈天琪

“工厂电商”成了最近的热门词汇。

“严选”模式的成功向市场证明,它不仅为网易自己带来了品牌效应和高额的流水,同时也在帮助一些国内小制造商转型、扩大销售渠道。“严选效应”的结果是,工厂电商成为许多电商公司争抢的新赛道:网易除了严选,还有考拉“工厂店”、推出了“京东京造”、小米有“米家有品”,则上线“淘宝心选”。

在这轮制造业转型的冲击下,阿里的“淘工厂”是一种新思路。与B2C生意不同,它更加偏重B2B,试图将一些线下的工厂店全部透明化,订单的询价、采销也尽量公开。尽管制造业链条复杂、地域性强,全部线上标准化困难重重,但这种尝试可以打破不同工厂产需不平衡的现状。

“淘工厂”已经成立五年,属于1688事业部。虽然B2B业务是阿里巴巴的起家业务,B2B事业部的元老有“中供铁军”的行业地位,但自从阿里推出淘宝天猫全面B2C化之后,B2B就一直没有太多动作。“淘工厂”能被市场认可吗?

3月20日,记者走访了位于桐乡的几家“淘工厂”,试图找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几个样本,反映当下工厂转型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困境。

“单子少的时候  我们就在旺旺上一个店家一个店家地问”

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工厂在互联网时代的推销方式,但这确实是桐乡亨奴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余群的亲口表述。

亨奴服饰擅长做唐服宋锦、针织面料。这家2004年成立的公司占地面积不大,有点小作坊的感觉。但公司具有设计打款能力,线下一年有50万-80万件的产能,每年双11期间压力最大。余群说,最高峰时,工厂一天可以产出1万件衣服。

亨奴服饰车间现场亨奴服饰车间现场

由于外贸环境低迷,亨奴开始从外贸转回内贸,最近几年逐渐成为定制工厂。最辉煌的时候,这家公司曾为APEC国家领导人定制礼服,杭州G20也有参与生产。公司员工还申报了手工盘扣、手工针技法等多项服装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项目。

就是这样一家有着优秀生产能力的公司,却一度难以打开国内市场,尤其是对接销路上缺少抓手,线上也找不到什么订单。

余群说,过去四年一直在尝试和线上销售结合,为了找到可靠的合作伙伴,销售团队曾经在淘宝天猫按照类目一家一家去联系,匹配程度极低。“单子少的时候,我们就在旺旺上找与我们衣服类似的商家,每个店家挨个去问有没有合作的可能。”

打100个电话有一家有意向的客户已经是万幸,尤其是外地客户常认为这家公司是骗子,经常出现被拉黑、投诉、被封号的情况。后来为了找合适的买家,余群团队发现,晚上9点以后才是工作黄金时段,因为这个时间点客服都已下班,老板会自己当客服沟通订单。

当加入“淘工厂”后,亨奴的生意有了起色。

三个月前的一天,有福建的商家前来询价,首单希望先做50件衣服看看效果。由于从未接过跨地域的单子,余群表现的格外谨慎。但询问过后她发现,福建、两广附近的工厂以大厂居多,像这种小单子,当地是没有工厂愿意接的。

这种模式在业内称为“小单快返”。虽然首单的单量小,但如果质量好、能按期发货,赢得客户信任后有可能迎来持续的订单量。而“返单”的结果是,无论从设计成本、效率还是运营周期来看,都比首单快很多。

综合算下来,余群发现,这种“小单快返”模式可能总单量并不比原来的大单少,反而是一种更灵活、新兴可行的接单方式。

在入驻“淘工厂”后,余群接到过一笔1700多件(价值11万元)的订单,之后又有5万元和2万元的返单,最近一次连续追加了3次订单。要知道在传统贸易中,追加一次订单就算不错。

“淘工厂”平台会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淘宝店铺和工厂,还可以与其他工厂合作,实现优势互补,将大单分拆成小单,结合不同工厂擅长的款式和工艺形成“联合工厂”。这个亨奴这样的制造商带来了更多机会。

“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到时装周上走秀?”

一些有原创和设计能力的工厂,对于平台有更高的要求。

3月对于针织毛衫加工企业往往是淡季,一般秋冬装的加工在下半年开始,而欧莉服饰的车间里却看不出淡季。

工厂产能共享后,来自线上的订单让工厂没有淡旺季的差别。各种设计新款样衣会利用以往的淡季加工赶制,上半年把工人留住后,下半年忙起来才不至于出现用工荒。

欧莉服饰老板娘耿亚贞对时尚的嗅觉敏锐,她在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拓展线上销售渠道。一方面上线“淘工厂”后开始对接小订单,同时与不少设计师工作室合作,一起研发设计打样,打造一些中高端品牌。

欧莉服饰车间内正在干活的女工欧莉服饰车间内正在干活的女工

也是在2016年,欧莉开始加强柔性供应链,接起了30-50件的小单子。单量低意味着成本变高,但耿亚贞认为将客户的库存降到最少,有助于降低他们的风险。这样即使首单量小也没关系,后续的订单会陆续跟上。

同时,公司的负责人和骨干团队也在这一时间频繁奔波于各大秀场,针对今年秋冬流行趋势进行分析。

耿亚贞刚刚参加完米兰时装周回来,接下来她还要带着团队去深圳、上海时装周、五月北京走秀。欧莉成了各种时装周的常客。

“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到时装周上走秀?我们是跟着代工的品牌去的,这在传统加工厂是不可想象的——特别是在各大秀场的那种参与感,对潮流趋势的敏感性等等。要把单一的针织纱线创造出变化,对我们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。”耿亚贞说。

回顾过去,欧莉曾纯粹做外贸代工,但2015年至2016年外贸订单急剧下降,让那个单纯理理纱线做代工的时代过去了。

2015年时,欧莉还是一家窝在小区里的小作坊。现在为了提高竞争力,他们开始重视与设计师合作,希望推出更多自主设计的服装,并建立起能承载柔性供应链的服饰制造公司。

基于这样的竞争力,欧莉去年通过“淘工厂”接到11万件订单,2018年到目前为止预订单已经超过20万件。按照这个趋势,去年欧莉的销售额在2000多万元,今年销量预计可以翻倍。

个性化定制将主导未来制造业

"淘工厂”平台赶上了制造业升级的政策红利。

十九大报告提出,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。新的生产力带来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的分配,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支持制造业升级。

图片来源:阿里巴巴图片来源:阿里巴巴

在2017网商大会演讲时曾表示,“未来制造业将是C2B,根据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定制。今天定制很贵,但未来如果不能做定制,企业就很难起来。以前我们说中国制造、法国制造,今后将是‘made in internet’,可能设计是美国的、制造是德国的、组装是中国的,全世界销售。我想帮中小企业、年轻人、妇女,实现全球卖、全球买、全球付、全球运。”

2017年制造业产能共享市场规模约为4120亿元,比上年增长约25%,通过产能共享平台提供服务的企业数量超过20万。

面对这么大的市场,“淘工厂”正在执行马云的上述愿景,并探索着落地路径。

“淘工厂”业务总经理袁炜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,现在从工厂角度来看,对平台的诉求是新的有效商机再分配,可以总结为12个字:“需求聚类、精准匹配、好商优先”。即通过大数据把具有类似或相同需求的商家聚集到对应的工厂去,精准匹配客户。同时,“淘工厂”严格把控商家的交期准确率和退款率,把厂家的履约能力作为考核标准。

余群举了个例子,厂商如果产品质量违规或者交期延后是要被扣分的。一个店铺60分,累计扣掉24分,关店一星期;累计扣掉36分关店半个月。

根据“淘工厂”提供的数据,目前“淘工厂”上已经有2.7万家工厂,每个月新增工厂数量保持1000至2000家左右,阿里巴巴希望借助平台上商家生态的天然优势,打造全中国最大的服装类供应链服务平台。虽然“淘工厂”是1688平台孵化的,但与阿里体系内的天猫淘宝有直接连接。

据袁炜透露,“淘工厂”目前的盈利模式还是传统的精准广告和会员收费,暂时没有考虑更多的盈利问题。

从上述两家工厂的案例可以看到,一些从外贸转为内销的工厂,能够将各类设计元素融入进来,开拓更大的产品面。这类工厂以往接海外订单时,单量来源单一,对消费者的需求无法及时感知,只是一个做大流水单的、传统人力密集型工厂。

但外贸转内销后,工厂需要引入更多的设计元素,他们对设计的接受力、感知度都必须转化为制造产品的能力。大订单切割成小订单,打造柔性供应链也面临很大挑战。

另一些工厂,正在从OEM向ODM转型升级,也就是从单纯输出加工能力,升级到输出设计能力。他们想要得到买家第一时间的认可,还需要获得更多的资源信息、提高生产能力。

而“淘工厂”作为平台方,除了帮工厂扩展渠道,还能用大数据算法实现与商家的精准匹配,增强了订单的灵活性,无疑有助于工厂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。

[环球网综合报道]台湾知名作家本月18日在荣总病逝,台湾“中时电子报”26日报道称,李敖与前女友王尚勤所生的女儿李文今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,今早她才知道李敖骨灰的塔位,“想拿回一些骨灰到大陆”。

李文(资料图)李文(资料图)

据报道,李文是在台湾东森新闻《看谁说实话》节目中作出上述表示的。她说,今早(26日)她终于收到李敖经纪人的回复,才知道李敖骨灰的塔位,“预计这礼拜会去看爸爸,还不知其他家属是否同意”,但她表示“想拿回一些骨灰到大陆”。

据了解,李敖共有3个子女,今年54岁的李文是他与前女友王尚勤所生。李文出生于美国纽约,曾长期定居北京,2017年回台定居。

此前,台湾《联合报》报道称,李文在返台后待了3个星期,还是不太习惯,她表示台湾可以用一个字形容,就是“老”。李文还用“旧了,穷了,没活力了”等一连串词语形容如今的台湾。

李文表示,“台北很多地方连一个大陆的三线城市都不如”,台湾人小鼻子小眼睛,小家子气,不国际化,小岛情怀严重。

警方强拆“独派”帐篷。(图片来源:中评社)警方强拆“独派”帐篷。(图片来源:中评社)

海外网3月26日电 台湾“独派”团体长年在台北市街头举行集会游行,台北市政府日前认定其违法,并动员警力赴现场搜集证据,与其对峙,也有占据街道近十年的“独派”帐篷被强行拆除。

台北警方赴现场与“独派”对峙。(图片来源:中评社)台北警方赴现场与“独派”对峙。(图片来源:中评社)

据台湾《中时电子报》报道,台湾“独派”团体“台湾独立建国大旗队”日前在台北市西门町街头宣扬“台独”理念,引起警方注意。25日下午约2至3时,台北警方动员约30名警力赴现场举牌警告并录像搜证,双方对峙直至晚间8时左右才结束。

据报道,台北警方25日晚间表示,因“台湾独立建国大旗队”未合法申请集会游行,所以才举牌警告。此外,警方也在现场进行录像搜证,后续将对其依法办理。

另据台湾“中央社”早前报道,就在23日,台湾另一个“独派”团体“台湾公投保护台湾联盟促进会”曾在台立法机构外搭建帐篷,宣扬“台独”。不过,台北市长柯文哲立刻命令将其拆除,并表示,行动完全依照现行法令,“台湾不可以继续这样没有秩序”。(海外网 李萌)